被生活逼到絕境,她如何重新掌握自己的人生?
《從車裡醒來,到重新開始》
Alice(化名)只有二十出頭,卻早早被生活推到了風口浪尖。
她和母親、弟弟擠在一起生活。母親長期吸毒,時好時壞;清醒的時候,會去打零工,勉強維持一家三口的房租。弟弟患有嚴重的精神疾病,不時被送進精神病院接受強制治療(5150 扣押)。父親早已離開這個家庭,另組新家,與他們幾乎沒有往來。
在這樣的環境裡,Alice反而成了那個「最穩定」的人。她一邊在巴沙迪納的廚師學校讀書,一邊在兩家超市打工,盡力分擔家裡的經濟壓力。她的生活沒有太多選擇,只有不斷向前。
兩年前的一個夜晚,事情開始失控。
那天她正在超市上班,突然接到消息:弟弟又一次被送進精神病院。熟悉的崩潰、無力與恐懼瞬間湧上來。她知道自己什麼也做不了,只能繼續把班上完。下班後,她沒有回家,而是坐在停車場自己的車裡,用酒精麻痺自己。那一晚,她就在車裡睡著了。
第二天清晨,她以為自己已經清醒,試圖開車回家。但車子剛開出去沒多久,就撞上了另一輛車。
警察趕到現場,對她進行了FST酒駕測試,結果很明確——她被當場逮捕。除了酒後駕駛,她還因駕照被吊銷期間開車而被檢方起訴。
作為她的辯護律師,我本該保持距離。
我是由政府指派的BAR PANEL律師,她不需要為我的服務支付任何費用。我們之間,沒有選擇,也談不上信任,一切只是制度的安排。
刑事辯護這一行,講究「就案論案」,否則很容易被當事人的情緒吞沒。
但第一次見到Alice時,我還是動搖了。
站在我面前的,不是一個「被告」,而是一個渾身發抖、眼神空洞、不知所措的小女孩。
之後將近一年的時間裡,我替她處理這個案子。最終,我們爭取到一個相對溫和的結果:她只需要完成酒駕課程並繳納罰款即可結案;而「吊銷駕照期間駕駛」的指控,也可以在一年後她重新拿到駕照時降為普通交通違規。
事情似乎正在往好的方向走。
直到幾個月前,我們再次在法庭相見。
這一次,她的名字出現在逮捕令上——因為她既沒有完成酒駕課程,也沒有繳納罰款。
再見到她時,她看起來比以前胖了一些,但整個人狀態卻更「硬」了。她的眼神裡多了一層玩世不恭,說話也帶著明顯的對抗情緒。我說一句,她頂一句。
坦白說,我心裡有不快——她難道不知道我是在幫她嗎?
但職業的訓練讓我沒有停下。我幫她撤銷了逮捕令,也重新梳理了法院對她的所有要求。
直到我問起她為什麼沒有完成這些義務,她才輕描淡寫地說:她和弟弟已經被吸毒的母親趕出了家門。她養不起那輛車,也沒有地方住,現在兩個人處於流離失所的狀態。
那一刻,我心裡「咯噔」一下。
我立刻請求與法官和檢察官進行側庭溝通(side bar)。這一次,我沒有再單純講法律,而是著重講「人情」。我請求法官給她延長課程期限、延緩罰款,並直接撤銷「吊銷駕照期間駕駛」的指控,徹底結案。
法官和那位年輕的女檢察官,在短暫沉默後,同意了。
當我把這個結果告訴Alice時,她原本空洞的眼神裡,閃過一絲久違的光。
我又告訴她,可以為她的弟弟申請CARE COURT的免費服務,並把相關信息給了她。
庭審結束後,我們一起走出法院。她說,她要坐公車再轉火車,回到她和弟弟暫時棲身的地方。
在美國,這樣的路程往往意味著漫長、低效,甚至不安全。
作為律師,我幾乎從不讓當事人上我的車——風險太高,一旦出事,責任無法承擔。但那一刻,我還是開口了。
我送她。
那天我們開了將近一個小時。其實我手上有很多案子等著處理,時間並不寬裕。但看著她那種夾雜著倔強與無助的神情,我還是決定多做一點。
一路上,我跟她講起自己童年和青年時期經歷過的困難,也講我如何理解「人生的坎坷」。她慢慢放下防備,開始回應。她說,她從沒想過,我也經歷過那麼多。那一刻,我們不再只是律師與當事人,更像是兩個在不同階段掙扎過的人,短暫地站在同一條線上。
車停下時,她準備下車。她回頭對我說,她會照顧好弟弟,也會把自己的未來,真正握在自己手裡。
我不知道她以後會走到哪裡。
但這個故事,並沒有就此結束。
後來,我再和她聯繫時,她告訴我,她已經從廚師學校順利畢業,現在在一家牛排館做幫廚,同時仍在超市當收銀員。弟弟依然由她照顧。
她說,雖然為了省錢,他們還沒有找到固定住所,但她已經攢夠了一筆錢,足以支付幾個月的房租。她正在四處看房,準備租下一間屬於他們的公寓。
電話那頭,她的語氣不再漂浮,而是有了重量。
我忽然明白,有些人並不會因為一次跌倒就被定義。
他/她們只是,需要一點時間,和一點點被看見的機會。
而她,正在一點一點,把生活重新拼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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