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辯護律師王鴻彬(Attorney Sunny Wang)

被生活逼到絕境的人.....《從車裡醒來，到重新開始》

Alice（化名）只有二十出頭，卻早早被生活推到了風口浪尖。

她和母親、弟弟擠在一起生活。母親長期吸毒，時好時壞；清醒的時候，會去打零工，勉強維持一家三口的房租。弟弟患有嚴重的精神疾病，不時被送進精神病院接受強制治療（5150 扣押）。父親早已離開這個家庭，另組新家，與他們幾乎沒有往來。

在這樣的環境裡，Alice反而成了那個「最穩定」的人。她一邊在巴沙迪納的廚師學校讀書，一邊在兩家超市打工，盡力分擔家裡的經濟壓力。她的生活沒有太多選擇，只有不斷向前。

兩年前的一個夜晚，事情開始失控。

那天她正在超市上班，突然接到消息：弟弟又一次被送進精神病院。熟悉的崩潰、無力與恐懼瞬間湧上來。她知道自己什麼也做不了，只能繼續把班上完。下班後，她沒有回家，而是坐在停車場自己的車裡，用酒精麻痺自己。那一晚，她就在車裡睡著了。

第二天清晨，她以為自己已經清醒，試圖開車回家。但車子剛開出去沒多久，就撞上了另一輛車。

警察趕到現場，對她進行了FST酒駕測試，結果很明確——她被當場逮捕。除了酒後駕駛，她還因駕照被吊銷期間開車而被檢方起訴。

作為她的辯護律師，我本該保持距離。
我是由政府指派的BAR PANEL律師，她不需要為我的服務支付任何費用。我們之間，沒有選擇，也談不上信任，一切只是制度的安排。

刑事辯護這一行，講究「就案論案」，否則很容易被當事人的情緒吞沒。

但第一次見到Alice時，我還是動搖了。
站在我面前的，不是一個「被告」，而是一個渾身發抖、眼神空洞、不知所措的小女孩。

之後將近一年的時間裡，我替她處理這個案子。最終，我們爭取到一個相對溫和的結果：她只需要完成酒駕課程並繳納罰款即可結案；而「吊銷駕照期間駕駛」的指控，也可以在一年後她重新拿到駕照時降為普通交通違規。

事情似乎正在往好的方向走。

直到幾個月前，我們再次在法庭相見。

這一次，她的名字出現在逮捕令上——因為她既沒有完成酒駕課程，也沒有繳納罰款。

再見到她時，她看起來比以前胖了一些，但整個人狀態卻更「硬」了。她的眼神裡多了一層玩世不恭，說話也帶著明顯的對抗情緒。我說一句，她頂一句。
坦白說，我心裡有不快——她難道不知道我是在幫她嗎？

但職業的訓練讓我沒有停下。我幫她撤銷了逮捕令，也重新梳理了法院對她的所有要求。

直到我問起她為什麼沒有完成這些義務，她才輕描淡寫地說：她和弟弟已經被吸毒的母親趕出了家門。她養不起那輛車，也沒有地方住，現在兩個人處於流離失所的狀態。

那一刻，我心裡「咯噔」一下。

我立刻請求與法官和檢察官進行側庭溝通（side bar）。這一次，我沒有再單純講法律，而是著重講「人情」。我請求法官給她延長課程期限、延緩罰款，並直接撤銷「吊銷駕照期間駕駛」的指控，徹底結案。

法官和那位年輕的女檢察官，在短暫沉默後，同意了。

當我把這個結果告訴Alice時，她原本空洞的眼神裡，閃過一絲久違的光。
我又告訴她，可以為她的弟弟申請CARE COURT的免費服務，並把相關信息給了她。

庭審結束後，我們一起走出法院。她說，她要坐公車再轉火車，回到她和弟弟暫時棲身的地方。
在美國，這樣的路程往往意味著漫長、低效，甚至不安全。

作為律師，我幾乎從不讓當事人上我的車——風險太高，一旦出事，責任無法承擔。但那一刻，我還是開口了。

我送她。

那天我們開了將近一個小時。其實我手上有很多案子等著處理，時間並不寬裕。但看著她那種夾雜著倔強與無助的神情，我還是決定多做一點。

一路上，我跟她講起自己童年和青年時期經歷過的困難，也講我如何理解「人生的坎坷」。她慢慢放下防備，開始回應。她說，她從沒想過，我也經歷過那麼多。那一刻，我們不再只是律師與當事人，更像是兩個在不同階段掙扎過的人，短暫地站在同一條線上。

車停下時，她準備下車。她回頭對我說，她會照顧好弟弟，也會把自己的未來，真正握在自己手裡。

我不知道她以後會走到哪裡。
但這個故事，並沒有就此結束。

後來，我再和她聯繫時，她告訴我，她已經從廚師學校順利畢業，現在在一家牛排館做幫廚，同時仍在超市當收銀員。弟弟依然由她照顧。
她說，雖然為了省錢，他們還沒有找到固定住所，但她已經攢夠了一筆錢，足以支付幾個月的房租。她正在四處看房，準備租下一間屬於他們的公寓。

電話那頭，她的語氣不再漂浮，而是有了重量。

我忽然明白，有些人並不會因為一次跌倒就被定義。

他/她們只是，需要一點時間，和一點點被看見的機會。

而她，正在一點一點，把生活重新拼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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