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案件要錢，刑事案件要命

很多人一听到 “Warrant（逮捕令）” 就慌了，其实逮捕令也分两种。 第一种，是刑事逮捕令。警方认为你涉嫌犯罪，有 probable cause（合理依据）后，会向法官申请逮捕令。这种情况比较严重，警方可能主动到家里、工作地点，甚至跨地区执行逮捕。 第二种，则是最常见的 Bench Warrant（法庭逮捕令）。通常是因为法院多次通知你出庭，而你没有出现，法官当庭签发的。 这种 warrant 一般不会专门派警察到处抓你，但危险在于：你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突然“爆”。 可能只是一次普通交通拦查、车牌扫描，或者身份查询，系统就会显示你有 warrant，然后你就被当场开单，要求你某年某月必须出庭，更有甚者直接带走带走入狱。 所以： Bench Warrant 没有第一种那么严重，但绝对不能放着不管。 拖得越久，保释金越高，法官印象越差。很多情况下，律师其实可以帮助你主动处理、撤销 warrant，但前提是...你必须尽早面对。

很多人收到法院通知、检察官办公室来信，或者警察开的 citation 后，以为只是“罚单”，没太当回事。其实，citation 本质上并不是普通罚单，而是一份正式的“出庭通知”。 FTA（Failure to Appear），就是法院要求你出庭，你却没有出现。 很多人觉得：“我只是没去法庭，应该问题不大吧？” 事实上，后果可能非常严重。 法官很可能直接签发法庭逮捕令（Bench Warrant）。有些人一次不出庭，问题还没那么严重；但有些人连续几次、甚至十几次缺席，最后导致保释金越来越高，一旦被警察拦下，当场就会被带走。 以前我做检察官时，每天处理大量案件，其中相当多都是 FTA。很多人并不是大案子出问题，而是因为“不出庭”把小问题拖成了大问题。 记住一句话： 法院最不喜欢的，不一定是犯错的人，而是不尊重程序的人。

为什么美国家暴案里，“受害人原谅”也不等于没事了？很多华人对美国家暴案件（Domestic Violence）有一个非常大的误解：认为只要“受害人撤案”，事情就结束了。 实际上，在美国，一旦警方介入、检察官正式起诉，案件的起诉方就已经不是受害人本人，而是政府。也就是说，真正起诉你的，是政府。而所谓的“受害人”，在法律上更多只是证人，并不能决定案件是否继续。 所以很多人都会很震惊地说： “可是我太太已经不追究了啊？” “她都说不告我了，为什么我还要上法庭？” “她已经撤诉了，为什么案子还没结束？” 因为在美国司法体系里，家暴并不被视为“私人纠纷”，而是涉及公共安全的刑事案件。虽然很多家暴案件属于 misdemeanor（轻罪），但司法机关对这类案件往往非常重视。很多州甚至实行强制逮捕、强制起诉政策，也就是说，即使受害人后来反悔、不愿配合，检察官依然可能继续推进案件。 我曾经处理过一个案件，受害人后来完全不愿意配合检方，对检察官的传票视而不见，也拒绝出庭。结果，检察官当庭向法官申请了一个 Body Attachment（强制到庭令/逮捕令）。这个逮捕令不是发给被告的，而是发给“受害人”的。也就是说，法院有权要求警方把受害人带到法庭，强制其出庭作证。 很多华人第一次听到这个制度时，会觉得不可思议：“受害人为什么也会被抓？” 但在美国，一旦你收到法院传票，就必须依法配合法庭程序。无视法院命令，本身就可能构成藐视法庭。当然，受害人到了法庭以后，仍然可以依法主张保持沉默权，但问题在于，你可能已经因此留下逮捕记录，甚至藐视法庭记录，而这些都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很多来自中文文化背景的人，会把夫妻争吵、推搡、拉扯，当成“家务事”。但在美国，家暴绝对不是小事。很多案件并不是因为“伤得有多严重”，而是因为有身体接触、有威胁行为、有恐惧感产生，甚至只是一次911报警，警方就可能正式介入。 很多人情绪上来以后会说： “我只是轻轻推了一下。” “我根本没真的想打她。” “夫妻吵架不是很正常吗？” 但这些话，在法庭上往往并不能真正帮助你。因为一旦警方介入、检察官立案，整个事情就已经进入刑事程序。 其实，很多家暴案件都不是“坏人”造成的，而是人在情绪失控的时候，做了一个错误动作。很多时候，如果能深呼吸一下，离开现场冷静十分钟，到外面走一圈，或者寻求专业婚姻咨询师帮助，也许就能避免一个刑事案件、避免一个家庭被彻底拖进司法系统。 记住，在美国，夫妻之间“动手”这件事，法律后果可能远远超出你的想象。好话好说，情绪上来的时候先离开冲突现场，千万不要动手。

今天想分享一个刚刚结案的故事。 这位被告是一位曾经有过帮派背景，身上布满刺青，也因此常被警方“特别关照”的人高马大的🦎西裔人士。某天，他和几位朋友只是在公共停车场拍视频，却遭到举报，随后他们被大批警车警员包围，阵仗如同缉捕恐怖分子。随后，其中三位，也包括我这位当事人，以“非法集会暴乱、拒捕、不服从驱散”等罪名逮捕。 但问题是，在停车场拍视频不是非法集会，之所以他被逮捕是因为他在警方到达后对警方的执法过程进行合法录像，并且在警方未能说明逮捕原因时拒绝走出商店。 我调取并仔细查看了几个小时的现场录像后确认：警方在没有 probable cause（合理根据）的情况下实施了逮捕，我认为这属于非法逮捕 。 于是，我提交了排除证据动议，明确指出执法过程中的违法之处以及适用的法律。 第一次动议听证会，检方没有准备好，但我还是坚持给检察官看了关键的录像，听证会被延期；之后我多次和检察官邮件沟通，要求他撤案，没有回复；第二次动议听证会上，我再一次告诉检察官我准备好了，你们的警察没理由抓人，可以开始听证会，传唤警察出来作证了。这时候检察官缓和了语气，说他其实看了我的电邮和关键证据，他同意我的观点，听证会不用开了，直接开庭撤销了案件。我也要为这位公正的检察官点个赞！ 同一个案子，一共三位被告，我代表其中的两人，而我另一位当事人的案件，也已经在此之前用别的理由撤案了。我的客户对我说：“我承认我过去做错过事，也和警方有过很多冲突，警察也多次对我暴力执法...” 说到这里，他撩开自己的T恤，漏出一大块伤疤给我看，他接着说，“但这一次，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妻子刚刚生下了我们的儿子，她都替我担心死了。言语不能表达我对你的感谢。”之后，他说要把第三被告介绍给我，他说那个朋友很有钱，花重金请了一位“大律师”，可是他的案子完全没有动静，还在初审阶段。我说“一个案子同样案情三个被告，如果我把两个都撤案了，你的朋友不用换律师了，检察官 没有选择也会给你朋友撤案。” 很多时候，曾经犯过错误的人一旦被贴上标签，就很难被当作“无辜的人”看待。 而法律的意义，正是在这种时候体现出来： 不是替谁洗白，而是确保每一个人“不论过去如何，在当下都被 公平对待 。” 在很多案件中，让警方或检方承认错误几乎不可能。  但当你真正拿起法律这个工具，“不可能”，有时就会变成“可能”。 这也是我坚持做这份工作的原因，我的工作不是为被告脱罪，而是要维护他们与生俱来的宪法权利。

跟移民局撒谎的后果，不堪设想！—— 真实发生过的案件

被生活逼到絕境的人.....《從車裡醒來，到重新開始》

但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一句是： 「你像鬥牛犬一樣，關鍵時刻死咬不放。」  這不是貶義，而是信任。 很多華人客戶在面對警察、法庭、政府機構時，內心是真的慌。 怕語言不通，怕程序複雜，更怕一步錯，步步錯。 他們需要的，不只是建議， 而是一個敢站在前面、替他們頂住壓力的人。 在刑事、移民、家庭、商業糾紛等關鍵案件裡， 有些退讓，代價可能是一生。 鬥牛犬不是情緒，是態度。 該溫和時溫和，該強硬時強硬。 客戶請我，不是來配合對方， 是來保護自己。 在你最需要的時候 我一定咬得住，頂得上，不鬆口。

作為律師，我經常出庭於 關愛法庭（Care Court）——這是一個專門處理嚴重精神疾病且生活無法自理的患者的法庭。 法庭上，一位西裔母親不停擦眼淚。 她的兒子有精神問題，也有自殺傾向， 曾多次對母親說："Let me go, just let me go." 反覆進出醫院、街頭流浪，成了他生命中無法承受的重量。 這不是個案。 在 Care Court，這樣的場景幾乎每天都會出現。 我也見過另一位非洲裔母親。 她的孩子是一位跨性別者，也是精神病患與街友，在我接手時已經失蹤好幾個月。 母親每次都要開車數小時到洛杉磯參加庭審， 同時尋找孩子。 雖然律師的工作不要求與家屬建立情感， 但看到她的心碎，我也常陪她聊，鼓勵她不要放棄希望。 在社工協助下，孩子終於被找到。 母親打來電話時說：“孩子就在後座，我們正在回家。” 我告訴他，只要願意，Care Court 可以幫助他接受治療，他也答應會配合、不再逃跑。 然而，幾天後母親再度來電， 孩子病危，已住進加護病房。 之後，她沒再打來，我也不敢主動聯絡。 案件因離開加州管轄而取消，我也不再是他的律師。 只能在心裡，默默祈禱。 當然，也有不少人自願接受治療，生活因此徹底改變。 但也有一些患者，拒絕幫助而繼續流落街頭，甚至被逮捕或遭剝削。 Care Court 是什麼？ Care Court 是加州設立的專門法庭， 針對無法自行接受治療、 生活無法自理的嚴重精神病患者， 在法院監督下協助醫療與社會支持。 它不是刑事法庭，也不是懲罰， 而是一種制度性的介入， 讓患者和家屬有機會獲得保護和照顧。  如果你家裡有人長期流浪或無法自理， 可以查詢 Care Court（關愛法庭）了解更多。

「你不是個好證人」這是我有時不得不和客人講的大實話。是不是能在法庭上做好證，很多時候和被告真正有罪無罪無關。有時候無辜的被告就是因為不會作證而正義得不到伸張，非常遺憾。實話說，大多數華人都因為文化差異輸在作證上，美國客人好一些，因為法庭上所有決定他們命運的人都是美國人，沒有文化差異。但即便是美國人，不經培訓（不是教唆）和演练也無法勝任這個角色。 法庭上什麼是好證人？和我們一般的理解相反，滔滔不絕的不見得是好證人，咄咄逼人的不見得是好證人、閃爍其詞的當然不是好證人、顧左右而言他的絕對不是好證人，而口若懸河、自以為辯才無礙而牛氣哄哄的更讓我們做律師的捏一把汗。好證人要和陪審團員、法官和對方律師有直視的目光交流，不卑不亢，只回答問題，多一個字都不說，表情中立，既不情緒化，也不刻意抑制自己自然表情地流露。這裡面的門道就太多了，你以為作為「受害人」哭泣就是好嗎？我見過適得其反的，因為讓陪審團認為他有表演的痕跡；你以為被誣告的人因為沒有憤怒的情緒就錯過了贏得陪審團同情的機會嗎？我見過最鎮靜而彬彬有禮的被告贏得了陪審團信任而被判無罪的案子。這就是為什麼很多著名的出庭律師都上過表演課的原因吧？庭審又何嘗不是一場心理戰，一場舞台劇呢？各色人等粉墨登場，真相通過我們有意識的、科學的，而不是表演的‘表演’被帶出。 這就是為什麼在陪審團庭審前我們都會和客人演練，甚至做模擬法庭，幾個律師分别扮演法庭上的不同角色，反復練習，希望盡快把「糟糕」的證人蛻變成「好」的證人，這絕對不是教導客人說謊話，而是把真實的情況通過有效的證詞展現在陪審團前，讓冤案得以昭雪、正義得到伸張。